尽管我们都懂得一句古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对于腐败肌体上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给以信任，但是，在看了
“煤矿出事后记者拿封口费的热闹场景（组图）”、“假记者排队领矿难封口费曝光始末”之后，我仍不免仰天长叹。
封口之后，真相便不被人知，丑陋和罪恶便得以掩盖，宵小的利益便得以自保，事莫大焉。为此，有钱的拿钱封口，有权的用权封口，权力大的直接封杀舆论，权力小的在当地封杀，流传出来的就说是谣言，封不住口的就封人……，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惜造谣污蔑、混淆视听、抓人罪人甚至杀人灭口，这样的实例几乎层出不穷，比如最近的柑橘事件，其情节反复曲折之离奇，反映社会信息之丰富令人扼腕。难怪有人用“传言的反抗”来素描这种无奈。
在这样的舆论和社会环境中我们近乎绝望，无数次的呼唤道德、法制，痛斥权力、制度，都似乎无济于事；无数次的讨论传言、谣言、真话、真相、言论自由，也似乎没有共识。我们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找寻真相、遏制腐败、驯服权力吗？但是我们反思，却也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凡是丑恶都惧怕阳光，凡是虚假都惧怕公开，凡是独裁都惧怕人民，凡是专制都惧怕自由。
相较此起彼伏、肆无忌惮的权钱“封口”事件，“常州市长发帖辟谣火遍网络”，尽管我们仍可以有疑问，但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样的做法值得赞扬，这样的官员倒也难得，咱鼓励鼓励，就不提什么“斯德哥尔摩”了吧。
【网友热议】
新闻记者不能漠视真相
“负面事件”出现以后，当事方为隐瞒信息百般施法，动用权力或暴力阻止报道，这样的事情已多见报道，这样的报道使记者拥有高大的形象。而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人们对记者职业早已另有评价。……媒体和记者的道德何在？人们必然要责问，人们也必须要责问。但请相信，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完成具有可能性的环境之中。如果在一个环境中，道德的完成是不可能的，那么背离道德的行为就会大量存在。
一个记者可以有很多缺点，唯一不能有的缺点是漠视真相。不能去报道真实，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是命定的，其尊严感将大受打击，无耻行为也会大量产生。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基点，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基点，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无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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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记者“封口费”水涨船高
媒体界的朋友大抵是忧心忡忡，大声疾呼，总体而言是表现出一种道德的高姿态。然而，随着舆论环境的逐渐放宽，记者所拥有的舆论监督权力，对于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有了相当的制衡能力，随着而来的，是公权力部门或其它被监督的公司或团体，逐渐改变了以往对记者进行积极打压的方法，进而采取收买，勾结，实现利益均沾的方式，可谓是对待舆论态度的一次“战略大转型”！
记者收取封口费是职业道德的沦丧，但更应该厘清的是法理责任！因此，如何防止记者利用此种“第四种权力”攫取私人利益，已经是一个滥用舆论权力的约束性制度建设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是要让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血本无归，受到十倍甚至更甚的惩戒。单就此个例而言，最起码得将当事记者公布于众，让这些丑闻在阳光下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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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发帖避谣释放善政暖意
在网上散布地方高官的虚假不良信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一些官员基本都是选择这样做。可是，那样极有可能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使问题进一步扩大，产生更多不良影响。一些官员手握重权，动用公权力来打击民间的批评轻而易举，同时也会在民间结下更多矛盾。实践证明，以强制手段解决官民矛盾是不足取的，特别是针对民间批评，更要谨慎对待。法律规定，人民有权批评官员，并没有要求一定是正确的批评。
还有网友提出，“我不明真相。但为什么不能平和地对待人民的质疑——而非得用‘辟谣’这样的词？”笔者以为，这样的疑问也应该受到重视。从与人为善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把别人看得那么别有用心，看得那么恶意，可能更好一些，更能体现官员的胸怀。用软政手法处置民间对官员的曲解和错误批评，不仅能够化解彼此间的误会，也能够取得民间的好感，王伟成市长的做法就受到了绝大多数读过那篇帖子网友的好评。这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看来，互联网有时虽然让一些官员感到窝心，但利用好了，同样可以对从事善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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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不应随意将公民质疑当造谣诽谤
事实上，王伟成本来就没有动用权力报复网民质疑的权力，因为公民依法有权对各级政府官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纵然有时批评涉嫌失实，也只能依法处理。所以，他没有叫警察来抓质疑自己的网民，不过是没有做自己不该做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底线”上的作为，却让大多数网民纷纷表示赞扬，这也正说明，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监督和约束这一点仍然令人担忧，权力仍然很容易被滥用。这究竟是值得人们欣慰还是悲哀？
实际上，随意说别人“造谣诽谤”本身也可能是一种“造谣诽谤”。……在网络时代，在民主法治时代，官员们应该学会的不仅仅是不任意动用警察去对付批评、质疑自己的公民包括网民，更应学会处处尊重公民，以更加谦卑的心态面对公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公民，以更多的努力来服务公民。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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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谣言的源头与尽头
谣言，又见谣言！这几乎成为有关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统一套路：面对事件，与较为缓慢的信息公开相比，我们的有关部门动作最迅速的要数追查谣言源头的工作——总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展开清查，继而公开或不公开的严惩所谓的造谣者。殊不知，所谓的谣言，原本就始于信息的滞后与不公开，始于行政权力尾大不掉的拖沓与欲盖弥彰的遮掩。至于匆忙开始的“追查谣言源头”工作，也绝不可能成为消灭谣言的良方。谣言的源头与尽头，恰恰最需要的都是有关部门的诚实、透明与反省。…… 谣言的源头与尽头，有关部门的追查方向其实从一开始就错了：与“严查谣言源头”相比更应该做的，恐怕还是反躬自省：为什么我们的信息公开会滞后（甚至原本就没有打算公开）？权力应该对公众知情权保有一种怎样的起码尊重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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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评论】
十年砍柴：封口管用才有真假记者分肥
真假记者之所以一窝蜂去吃矿难，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的，也就是说用钱“封口”能起作用，否则矿主何必花这份冤枉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能控制媒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媒体可以比较自由地报道真相——当然，如果造谣就要负相当的责任，那么一个矿主能把所有知情者都封口么？这样成本就太大了。正由于其能成功地运作而封口，尤其封住通向对其有决定性影响的特殊人群的信息通道，即使有人发布到网络上，也能让其消失，所以矿主愿意花这笔钱，于是才有了真假记者以此生财。
我佩服那些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士，但多数人是趋利的，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真假记者抱成一团去发财，对其进行道德的谴责未免太苍白了。这件事让我想起吴思先生在其《隐蔽的秩序》中所说的“漕口”……他们的同学或朋友有的进士及第做了官，于是他们以此要挟地方官，地方官只能从盘剥所得中分一部分肥给他们。这种分肥其实也是“封口费”。如果普通百姓的权利得到保障，普通百姓能依照法律平等地和地方官员交涉，那么“漕口”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漕口”固然可恶，但更可恶的是滋生“漕口”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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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虫”是怎样一天天长大的
历览所有公共危机事件，流言的产生多是因信息的蔽塞与不充分所导致。同时，人们更乐于接受一些有利于自身的信息，也成为非理性的表象下的理性传播法则。正是因此，信息的公开就成为所有危机应对的不二法门，也正是“广元柑蛆”事件必须反思的东西。……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则流言就不会止息。哪怕是擅动公权介入。公权的擅自介入，其结果除了只能欲盖弥彰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更良性的舆情回应。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遭遇“蛆虫柑橘”，但信息不充分的状态却无异于使全国人民如同吃了“大实蝇”。那么，流言这只“蛆虫”是怎样在公共领域里一天天长大的？若说大实蝇是柑橘发生病变的结果，那么流言同样是公共信息产生异变的必要。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刻意的隐瞒应当及时公开的信息，流言“蛆虫”不可能获得一种有利于它潜滋暗长的生存空间。正像我们常说“流言止于智者”那样，我们也深信“谣言止于公开”。智者总是很少的，但公开之力却足以击破任何弥天大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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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与真实
现代社会避免不真实信息造成危害社会后果的惯用办法，从来就是坚持全方位地公布信息，在任何时刻将事实真相原原本本告诉给公众，一经发现有不真实信息扩散，当务之急是通过最有效渠道作解释、澄清工作，但凡有风吹草动就要大动干戈，要追究“制谣、传谣”责任，反而是罔顾普通公众很难全方位了解事实真相的实际情况，是在对公众实施大规模的恶意推定、有罪推定，往往会侵犯其知情权、阻碍其表达权、旁落其监督权。
特别在本件事发生后，在地方政府、部门机构应负有隐瞒事实真相、导致事态严重化的责任之后，居然还“欲加之罪”、到打一耙继续认定描述事实真相并做未必准确却绝对合情合理之推测的手机短信为“谣言”，要调查其源头，那就不是侵犯、阻碍、旁落，而是要赤裸裸地践踏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更令人疑问：究竟谁在描述事实真相、谁真正在“制谣、传谣”？核心在于有力量垄断了对“谣言”与真相的评判权，无所谓谣言，说了是谣言，不是也是；无所谓真相，说了不是真相，是也不是，远远比柑橘的大面积染蛆更加可怕。但凡叫嚣要严打“制谣、传谣”的时代，基本上，就是厉行钳口、要造“文字狱”的时代。
但愿，此一朝。不会因此泡制出又一起“短信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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